铁骨冰心日月长

——记垫江县包家镇黎纯一烈士

 

黎纯一，1897年10月生于清末四川涪州（现重庆市涪陵区）包家乡（今属重庆市垫江县包家镇）安乐村何家湾一个以种地兼织布为生的家庭。

黎纯一有十一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八。由于家庭人口多，生活贫困，在无奈之下父母便将黎纯一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送给他人抚养，黎纯一也从小被送到外婆家。

1917年1月，年仅20岁的黎纯一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期间，黎纯一得到李大钊的赏识，并成为其好友；他积极协助李大钊创办进步刊物，宣传进步思想。通过与李大钊等人的交往，黎纯一开始接触新思想、新思潮，逐渐树立了远大的革命理想。两年后，他经考试合格，被确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国首批赴法国开展勤工俭学的学生。

1919年2月15日，黎纯一等人参加了四川驻沪代表、同乡，北京留法俭学预备学校创办人吴玉章在上海为川籍留法学生举行的欢送会。3月17日，黎纯一等人乘轮船启程赴法， 5月10抵达法国巴黎。之后，先后有蔡和森、陈毅、赵世炎、周恩来等相继从国内来到法国求学。

在法国留学期间，黎纯一受到蔡和森、陈毅等人的影响，积极参加了赵世炎、蔡和森、周恩来等留法学生领导的革命运动。

1921年9月，中法当局以学生闹事（实际上是对勤工俭学学生和在法华工成功阻止中法秘密借款合同的签订恼恨在心）为借口，拒绝留法学生和华工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并停止给学生发放生活维持费。“里大”是中国政府于1921年在法国创办的唯一的一所海外大学类机构。学校的管理由中法双方共同负责，资金也由法方和中方共同筹集。

中法当局的卑劣行径，引起了留法学生的极大愤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人的领导下，开展了“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动，通过和校方谈判、游行、占领校舍等方式奋起抗争。这一时期，黎纯一与陈毅等并肩战斗，与进步青年组织共同组织了“先发队”（又称“入校先锋队”）。并推选赵世炎、周恩来、聂荣臻等为代表，同法国政府进行谈判，争取中国留法学生在法的合法地位与权利。其间，黎纯一与陈毅亲如兄弟，经常保持着信件往来。陈毅起草的几篇文章，均由黎纯一负责以法文译出，向法国公众披露。

10月13日，法国当局派岀数百名军警，以“赤色分子”、“过激党”等罪名，将此前抓捕关押在法军营监禁的蔡和森、黎纯一、陈毅等104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武装押解到马赛上船，遣送回国。但这一次学生运动却使广大勤工俭学学生的政治觉悟和凝聚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也使一大批有思想、有组织能力的青年领袖脱颖而出。留在法国的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后来创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领导留法学生继续开展斗争；被迫回国的不少留法学生，则积极投身到中国国内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之中。

为表达对法国政府的抗议，黎纯一和陈毅起草了近2000字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被迫归国后宣言书》，并附留法学生签名名单到处散发，在上海引起当局的重视。该《宣言书》署名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代表黎纯一陈毅同叩”，共分为“法人待遇之态度”、“被遣送回国之原因”、“被逼上船之凌辱”、“途中经过之困苦”以及“回国后之希望”等五部分。黎纯一、陈毅等三人，还被43名四川籍留法归国的同学，选为留法学生联谊会的正副团长，领导留法归国同学在四川的活动。

回重庆后，黎纯一与陈毅住在巴蜀中学，先后起草发表了《赠勤工俭学同仁》《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宣言》等文章，揭露法国政府迫害中国留法进步学生的罪行，并与当时四川军阀刘湘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归国后近一年的时间里，黎纯一与陈毅、喻正衡等人在自己工作还未稳定的情况下，经过多方努力，为留学学生在本县妥筹落实了每年每人五百元的补贴。1923年，黎纯一任《新蜀报》编辑，与陈毅一起撰写了许多支持革命运动、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文章，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之后，黎纯一又来到成都，与中共早期党员、涪陵籍同乡钟善辅一起，担任《四川晚报》编辑。不久，黎纯一担任《四川晚报》社长，以报纸为阵地，大力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抨击时弊，号召进步青年投入革命洪流。同时，他联络陈毅、陈孟熙、王寒雄等留法同学，在成都小福建营巷创办中法大学分院，并在分院讲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恩著作，培养了不少革命英才。

1924年5月后，黎纯一等人成为杨森“智囊团”成员，为杨森在川推进兴修马路、开辟公共体育场、成立成都市立通俗教育馆，以及妇女不准缠脚等社会事业和新风俗的“新政”，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间，黎纯一还担任四川教育局经费处处长，有力地支持了全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的开展。

1926年冬，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黎纯一回到垫江鹤游坪，发动群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势力作斗争，并联络旅外学生创办了进步刊物《鹤游》，编演讽刺剧《落困》揭露黑暗势力，并在家乡秘密开展地下活动，播撒革命种子。1927年“四一二”后，黎纯一被捕入狱，后被营救出狱，但从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九一八”事变后，黎纯一在贵州故交王家烈的帮助下，出任贵州省修文县县长。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长征路过修文时，黎纯一以“正规军不来守城，地方武装无力抵抗”为由，下令释放了被当地武装视为红军侦探的一个“和尚”与几个“唱花鼓”的人，并主动将地方武装和政府撤出修文，让红军顺利通过修文县。为此，黎纯一被国民党政府贵州绥靖公署撤销了修文县县长一职。

“卢沟桥事变”后，黎纯一将妻子胡芳石和不到4岁的女儿黎兴江留在家中，只身前往南京。途中，南京沦陷，他只好经安庆转赴皖东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那里，黎纯一组建了皖东北抗日游击队，并任司令员和泗县县长。

从地理位置看，泗县位于安徽省东北部，黄淮平原南端，地处苏皖两省交界地带，并与西北方向的河南邻近。西南距合肥200余公里，东南距江苏南京180公里左右。是一个地近沿海，背靠中原，具有“承东启西”区位优势的地区。

在抗日战争时期，泗县及其周边的徐州、南京等江淮地区是日军进攻的重点。黎纯一任县长后，轻装简从，平易近人，毫无官僚习气，深受群众欢迎，与地方士绅关系融洽。黎纯一竭尽心力，领导泗县群众开展抗日运动，为推动皖东北地区的国共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创了皖东北国共合作新局面。加之，黎纯一听取了从安庆一起来泗县的朱伯庸、戴纪亢、刘沛霖等多位共产党员的意见，并放手让他们在泗县开展广泛的统战工作，朱伯庸、戴纪亢他们积极加强常备队的政治教育工作，灌输抗战思想和军事知识，从而提高了当地民众的抗日热情。

1937年冬，为适应抗战形势，泗县成立抗日人民自卫军，黎纯一兼任司令，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旗帜，收容徐州退下来的溃散军队，扩大和健全武装组织。他召集泗县较大的工商业人士，动员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坚决保卫泗县，组成了抗日救亡阵线。

在抗日队伍的建设中，黎纯一广泛采纳朱伯庸、戴纪亢等共产党员的意见，并成立由朱伯庸推荐人员为主任和部分共产党员为成员的政训处，以加强抗日队伍的政治工作。

之后，黎纯一选派政训处主任、地下党员魏紫波联络多名进步青年前往延安抗大学习，但魏紫波等在途中得知国民党常对前往延安的人员实行扣留的情况后，就按朱伯庸的指示，转到了李宗仁在徐州办的抗敌青年团学习。数月后，魏紫波等20余人返回黎部并得到重用。其中，不少进步青年担负起地方抗日武装组织领导工作，并在之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37年末，日军占领位于泗县东南部的盱眙县城，黎纯一率领常备大队第三中队开赴盱眙县抗击敌寇，经激烈战斗，收复盱眙。1938年春，日寇铁蹄已踏及泗县南部的蚌埠并进犯邻近泗县的五河，黎纯一命令常备大队前往五河阻击。其间，黎纯一为在对日作战中阵亡的烈士举行了追悼会，并阻止了部分不良游击军对老百姓的骚扰，围歼了让老百姓头痛的地方反动组织，为老百姓干了不少的实事。

1938年5月，位于泗县西北100余公里的徐州失守，西边的宿县、灵璧也相继沦陷，泗县危在旦夕。黎纯一临危不惧，依然镇定自若地指挥作战，以阻止日军的进犯。一日，他率部返回泗县县城时，遇日机轰炸并低空扫射，黎纯一指挥自卫军用步枪还击，并打退了日军的地面进攻。为此黎纯一受到安徽省政府通令嘉奖，他的事迹还发表在当时的《中央日报》上，鼓舞了由徐州退下来的30万国军士气。

在其后抗击日军的战争中，黎纯一对来自家乡的川军队伍，尽全力给予支持，为他们在县境内的活动提供了尽可能的方便。其对川军将士的满腔热情，受到了川军将士以及当地群众的肯定。

1938年秋，由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一些做法进行了软抵制，黎纯一被免去了县长职务，但仍然任游击支队长。10月，在抗日救亡中不断壮大的黎纯一部，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孙伯文率部围歼，由于事出突然，黎部毫无准备而损失惨重。在其处境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黎纯一派朱伯庸到泗县北150多公里外的鲁南找八路军，并为受伤撤出、在乡下养伤的戴纪亢留下了30名武装人员，以作持久抗战的准备。11月，日军进攻泗县县城，孙伯文率部弃城逃跑。黎纯一部继续在泗县周边地区与敌人周旋，寻找战机。期间，黎纯一再派朱伯庸等人北上找八路军。次年1月，留给戴纪亢的30名武装人员被顺利地带到了鲁南八路军驻地。

泗县县城沦陷不久，在收复合肥西部、大别山北麓的六安县城有功的盛子瑾，被派往泗县并升任国民党安徽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盛子瑾因在收复六安时曾经得到中共地下党帮助，于是便到省府要求由中共安徽省委掌控的省动员委员会给他介绍一批军政人员。其中有共产党员吴云邨、江上青等，加上六安的抗日武装人员七、八十人随同到达敌占区泗县。

江上青的公开身份为专员公署秘书兼任第五游击区政治部主任，并担任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书记，在皖东北认真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并收到很好的效果，成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奠基人之一。黎纯一被盛子瑾推荐为专员公署灵宿行署主任，并兼任其下属的第五游击区一团团长。而此前在黎部工作的地下党员朱伯庸、戴纪亢两人，分别任灵宿行署秘书和政治工作队队长。

1939年5月，在泗县西北距徐州仅70余公里的时村战斗中，黎纯一的部队遭到日寇主力进攻，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黎部才得以冲出重围。部队伤亡惨重，黎纯一本人也身负数创。下半年，日本鬼子更加嚣张，与我抗日军民展开了多次枪战，黎纯一在皖东北特支书记江上青的领导下，在敌占区坚持战斗，与日军浴血奋战。7月29日，江上青按张爱萍等人意见，随同盛子瑾等到灵璧处理黎纯一与灵璧县县长许志远之间的矛盾，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江上青、盛子瑾等在返回途中经过小湾时，遭遇地主反动武装周益斋、王钟涛（许志远为王钟涛的内弟）伏击。江上青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去世后，江上青遗体安葬在八路军、新四军皖东北办事处附近的崔集。而送走江上青和盛子瑾的朱伯庸等二人，在小湾附近的一个庄头休息时也被地主武装杀害。

小湾村事件发生后，黎纯一处境十分艰危，不久，上海党组织派杨纯接任皖东北特支书记。黎纯一在党的统一战线指引下，仍坚持团结抗日，坚持反投降、反扫荡，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有力地支持了张爱萍等建立和巩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对鲁南八路军以及皖东南的新四军在军事行动中也给予了有力配合。

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后，黎纯一曾被当局疑为“共产党员”受到审查，但黎纯一始终以坚持抗日救亡为重。根据中共中央军委1941年1月20日的命令，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黎纯一在泗县及其周边地区从事抗日活动，距以陈毅为军长的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也不过200公里左右。

这两位同乡好友，早年的战友，在不同的战场上，不同的阵营里，为民族的救亡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并在相应的军事行动中互相给予了一定的配合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有黎纯一等部在皖东北和苏北的抗日行动，为陈毅所部在苏北打开抗日局面，建立苏北根据地，以及为后来新四军在苏北重建军部并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最终成为我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抗日的英雄部队，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43年夏，黎纯一在一次对日作战中身负重伤，由部队派出两名战士，经两个月的辗转，绕经西安到达成都治疗。由于伤势过重，加之耽误太久，在成都万国医院逝世，年仅46岁。

黎纯一烈士的遗体运回老家后，国共两党为这位抗日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他被安葬在包家乡（现垫江县包家镇）安乐村何家湾后面的小坡上。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时，涪陵地方的一位老领导特地为黎纯一题写了一首诗以示悼念。其诗的内容是：“战罢西洋斗北洋，血殷华夏倭奴狂。半壁山河斯人恸，一腕义愤弓矢张。雾霾川黔红军远，云锁泗灵白马戕。芙蓉惊秋殒忠烈，铁骨冰心日月长。”

1986年，黎纯一的遗骨被其养女，涪陵五中的退休教师黎兴慈迁到涪陵城西鹅颈关的一山坡上。2011年5月，涪陵区决定把黎纯一墓迁到青龙山陵园，并为黎纯一塑了铜像。黎纯一的亲属和家乡的领导等，应邀参加了揭幕仪式。

为纪念这位抗日英烈，现居垫江的黎氏后人，在黎纯一原坟墓位重新塑碑，并在何家湾开辟了“抗日革命先烈黎纯一陈列室”。陈列室里陈列了黎纯一烈士生前用过的一些遗物、各个时期的照片和他的英雄事迹。希望用先烈英雄事迹、革命斗争精神，激励教育青年一代，培养他们爱国主义的思想。